清华科史哲讲座第17讲纪要:Bernard Lightman,“重新思考科学与宗教史:约翰·德雷伯和天主教”

2018年9月19日上午,清华科史哲讲座第18讲在科学史系系厅举办。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伯纳德·莱特曼(Bernard Lightman)教授。莱特曼教授此次讲座的题目是“科学与宗教之历史的再思考:约翰·德雷珀与天主教”,他从约翰·德雷珀的著作《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谈起,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科学史家消除“冲突论”的种种努力,并且通过两个案例研究,说明了论述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性。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莱特曼教授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科学与宗教“冲突论”的建立与当代科学史家的回应。所谓“冲突论”,是指将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概括为一种长期对立或冲突的关系,并惯常用某些战争词语,如“压制”、“征服”、“烈士“等,描述期间的事件或人物。约翰·威廉·德雷珀(John William Draper)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1874. 中译本:《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张微夫译,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是提出这一论调的首部著作。在这本书中,化学家出身继而转向历史研究的德雷珀,将科学与宗教刻画为两种对抗的力量:科学一度遭受打压,但随着人类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巨大变革,科学终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部著作问世后立刻成为畅销书,多次再版,并被翻译为多种语言。1979年,詹姆斯·摩尔(James R. Moore)在《后达尔文时代的争论》(Post-Darinian Controversies)一书,首次将德雷珀及其论断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加以分析,表明这种冲突论的叙述模式,已经构成了限制科学史家的思想牢笼。从20世纪90年代,科学史家开始尝试采用不同的策略,打破“冲突论”的局限。其中,第一种策略是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历史片段中的科学与宗教关系进行细致的史学分析,以表明冲突论无法反映真正的历史事实。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是由罗纳德·南博斯(Ronald Numbers)主编的《监禁的伽利略及其它科学与宗教的神话》(Galileo Goes to Jail and Other Myths about Science and Religion,2009.)。第二种策略是提供一种更广阔的历史叙述,用一种新的编史模式取代“冲突论”。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约翰·布鲁克(John Brooke)的《科学与宗教》(Science and Religion,1991. 中译本:《科学与宗教》,苏贤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这部著作的编史策略,后来被总结为“复杂论”(complexity thesis),其含义是指:任何一种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简单概括(冲突的/和谐的/协调的/无关的),都无法准确地刻画出二者在漫长历史中的一般关系。凡涉及科学与宗教的历史事件,必须放置在特定的时代或背景加以具体的经验式的探究。在这方面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彼得·哈里森(Peter Harrsion)的《科学与宗教的领地》(The Territori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2015. 中译本:《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张卜天译,商务出版社,2016年),该书更为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时期西方语境下“科学”与“宗教”的含义及变化,充分揭示了二者在历史上的复杂性。

莱特曼教授在讲座中

莱特曼教授在讲座中

在接下来的讲座中,莱特曼教授通过两个鲜活的历史案例,表明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性,说明了“复杂论”策略是如何应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的。

在第一案例中,莱特曼教授考察了德雷珀著作问世后,英国期刊和书评文章对该著作的回应。尽管《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颇为畅销,但思想界的主流对它的批评远多于赞誉。在该书出版后的6年间,仅有两篇书评文章对德雷珀的著作持肯定态度,其余均持负面评价。书评人认为,该书充斥着细节错误、阐释失当、逻辑缺陷,以一种轻浮的方式处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刻意回避了基督教在科学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总而言之,德雷珀作为历史学家是不合格的,他试图用科学上简单的机械因果法则,去解释复杂的历史事件。莱特曼教授通过这一案例表明,德雷珀的冲突论一开始并没有被知识群体普遍接受,维多利亚时期公众对科学与宗教的态度,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莱特曼教授与听众

莱特曼教授与听众

莱特曼教授提供的第二个案例,考察了形而上学学会中的天主教徒关于科学与宗教的观点。形而上学学会是1869年至1880年之间由英国知识精英自发成立的学术交流组织,学会成员均是当时英国政治、科学、宗教、法律领域的精英或权威。学会每月聚会一次,每次由一名成员宣读自己的一篇论文,内容涉及形而上信仰、科学实践、道德抉择、社会与政治政策等严肃话题。科学与宗教自然是学会成员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1864年,教皇庇护九世发表了《谬见大纲》(The Syllabus of Errores),谴责了自由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唯物主义自然观。1869年第一次梵蒂冈公会议就如何应对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挑战展开讨论。这里,莱特曼教授着重分析了形而上学学会内的三位天主教徒:曼宁(H. E. Manning, 1808—1892年,威斯敏斯特红衣主教),沃德(W. G. Ward, 1812—1882年,神学家),米瓦特(G. J. Mivart, 1827—1900年,解剖学家),对于罗马天主教会日趋保守态度的回应。他们都希望证明天主教与科学并无对立,并试图削弱科学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但采取的论证策略各有不同。例如,曼宁试图将当下科学与天主教的冲突归结为现代科学与经院哲学的冲突;沃德呼吁用现代哲学的概念武装神学,以应对自然主义的挑战;米瓦特则渴望在神学的框架之内为科学赋予应有的一席之地。

在讲座的总结部分,莱特曼教授指出,他所倡导的科学与宗教的编史策略,是“复杂论”的延伸与应用。“复杂论”为探索全球范围内如亚洲、非洲、拉美等地科学与宗教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思想上的依据。他呼吁在场的中国学者能够在这一领域做出贡献。

在讲座最后,莱特曼教授回答了现场老师和同学的提问。讲座结束后,莱特曼与科学史系教师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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