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缘何创办科学史系?

《科技文摘报》2017年6月29日第1版

清华大学缘何创办科学史系?

——访著名科学史家吴国盛教授

尹传红

【编者按】科学史是科学与人文交叉会通的高端新型前沿学科,也是参透文理、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典型桥梁学科。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最早见证者和卓越代表,为建成中国自己的科技教育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做出了历史性的独特贡献。

2017年5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宣告成立。近日,该系创系主任吴国盛教授接受了本报总编辑的专访——

 

尹传红:首先祝贺您成为清华科学史系的创系主任。据我所知,目前国内仅有两所高校设有科学史系,清华创办科学史系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吴国盛:谢谢!科学史是科学与人文交叉会通的高端新型前沿学科,也是渗透文理、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典型桥梁学科。许多世界一流综合大学设有相关系科,比如哈佛大学有科学史系,剑桥大学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最早见证者和卓越代表,为建成中国自己的科技教育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做出了历史性的独特贡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更有责任在促进科学与人文的整合、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融通方面继续做出独特的贡献,承担科学史作为高等教育之主体和先锋的重任。

重新振兴文科,恢复往日综合大学之气象,是我校的总体战略布局。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除了大力发展传统的人文学科群和社会科学群之外,发展以科学史为核心与标志的科学人文类学科也是一条务实而有效地途径。科学文献计量学早就表明,科学人文类学科既可以增加理工医各学科间的凝聚力,又可以增加它们对社会的辐射力,为学校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科学史系可以成为我校文、理、工、艺、医诸学科的交叉互融的学术平台、本科通识教育和研究生科学人文之卓越教育的课程平台,有利于实现我校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发展目标。

 

尹传红:作为创系主任,您对科学史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有什么设想?

吴国盛:清华大学科技史学科将重点发展两个学科方向:

第一、西方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方向过去长期未受到国内科技史界的重视,处在某种空白状态,而科技史要成为文理桥梁学科、在建设当代中国科学文化中发挥特殊作用,西方科技史必须成为重点发展方向。清华科学史系将西方科学技术史作为发展重点,为中国科技史学科提供示范,使这个学科方向成为中国科技史学科再建制的生长点,最终形成中国科技史界独具特色的清华学派。这个学科方向将为清华的本科通识教育和理工研究生人文教育提供强大的支持。

第二、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方向将研究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为中国当代的科技政策制定和科学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此外,还将结合西学东渐史与清华理工科发展史开展研究,梳理清华理工科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史中的角色和地位。

教学方面,我们计划五年内建成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四个层次的完整的科学技术史人才培养体系。我校已经拥有科学技术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2008)。取得博士学位点,设立博士后工作站,设置本科计划,是科学史系未来五年的目标。招硕士、博士、博士后是目前其它兄弟单位的常规做法,这里不再多说。但培养本科大概是我们的一大特色。

 

尹传红:目前,科学技术史并没有出现在教育部制定的本科学科目录中,国外又是怎样的情况?

吴国盛:迄今为止,国内所有的高校(包括两个拥有科学史系的高校)均没有科学技术史的本科专业。但是,世界名校拥有众多的科学技术史本科计划(Undergraduate Program),包括那些并不设置科学史系的高校。比如美国高校有8个科学史系,但却有60个科学史本科计划。

设置科学史本科计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中国大学体制长期以来过度的分科化发展,文理兼通、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一直缺乏制度层面的基础和保障。近年来,促进学科交叉与综合、发展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日益得到肯定和支持,涌现了很多令人欣喜的改革举措。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由于多方面原因,这种学科交叉或通识教育大部分仍然停留在文科或理科院系的内部交叉或贯通,文理交叉的力度和规模远远不够。

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都设有关于“科学史”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本科计划。以哈佛大学为例:哈佛大学科学史系本科计划被称为“关注历史和科学”项目(The Concentration in History and Science)。其本科课程使学生有机会将历史、科学史和医学(包括医学伦理、卫生政策和医学人类学)研究与某一科学领域本身的工作结合起来。许多要进入医学院或研究科技或卫生政策的学生都对这个项目感兴趣。选择的这个本科计划的学生先修一些科学史的基础课和讨论班,然后再转入“科学史”和“科学与社会”两个不同专业方向做更多样化、专题化的训练和研究。

我国的科学史教育目前比较注重研究生的培养,而不注重本科层面,是非常严重的学科资源浪费,既不利于发挥科学史在塑造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也不利于吸引优秀的本科生进入本学科深造。清华科学史系将牢记这一历史经验教训,主动把自己的事业与清华通识教育的事业绑定在一起。我们将大力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科学史类的通识教育课程。

 

尹传红:学生拿科学史学位可以做什么呢?

吴国盛:对于这个问题,哈佛大学的回答是:“一切”(everything)。他们认为,科学史本科计划所接受的训练几乎不排斥任何未来职业,因为事实证明,科学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们在医学、法律、新闻、政府、商业、金融和学术界等诸多领域都很成功。他们之所以越来越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正是因为他们较为系统地接受了文理两方面的综合训练。他们不仅拥有较强的阅读、写作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而且在进入社会生活之后拥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不仅在某一特殊学科上拥有专业技能,而且往往能够通过文理综合的独特视角,理解和把握事件和政策在更大范围的社会影响。

由上可知,科学史的本科计划对于国外一流大学来说,已经是一种发展得相当成熟和稳定的专业设置和教学计划。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哈佛、剑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来推动我们的本科教育改革。

 

尹传红:按照国内目前通常的本科招生和培养模式,清华设置科学史本科计划会不会占用高考招生名额和指标?

吴国盛:可以不占。科学史系在有了足够强大的师资队伍、建设了比较完备的科学史本科课程体系之后,将试行本科第二学位的培养模式。

科学史系将充分利用我校强大优质的理工科生源,建设科学技术史本科生培养体系,既为本校跨文理的通识教育作贡献,也为科技史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准备优质生源。由于缺乏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制度,几十年来,中国科技史学科的生源一直较差,整个学科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大受影响。我校在国内首创科技史的本科教学和本科生培养,必将极大提升我国科技史学科的整体人才基础水平,在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由于我们只实行本科二学位计划,因此有限的本科生源将主要直接升入本校或兄弟院校的科技史专业继续攻读研究生,其余少数学生愿意工作的可以进入科技政策、科技传播(媒体、博物馆等)等部门从事实际工作。

 

尹传红:学习科学史有什么意义?我们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为什么还要了解科学的历史?

吴国盛:在科学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今天,我们不再对我们身边的科学表现出惊奇,我们已经对科学无动于衷。而恰恰在此时,我们需要回顾科学的历史,因为读史使人明智,阅读科学的历史将使科学时代的人们变得深思熟虑、深谋远虑。具体说来——

首先,学习科学史可以增加自然科学教学的趣味性,有助于理科教学。历史故事总是使功课变得有趣。我们在儿时谁没有听过几个科学家的传奇故事?除了传奇之外,科学史所能告诉人们的科学思想的逻辑行程和历史行程,对学习科学理论肯定是有益的。比如,当我们开始学习物理学时,我们为那些与常识极为格格不入的观念而烦恼,这时候,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这些物理学观念逐步建立的历史,接受这些观念就变得容易多了。

其次,科学史有助于理解科学的批判性和统一性。当代科学的专门化、专业化带来了高等教育严重的分科化,科学理论往往被神圣化、教条化。学生不知道一个理论源于那些问题,有多少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为什么人们选择了其中一种并称之为科学理论。几乎没有什么比科学史更能使人认识到,科学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发展的、进化着的。此外,自然科学各个分支领域相互联系的方面,在按学科分块的教科书中肯定得不到体现,而科学史却能够给出一个综合。

第三,科学史有助于理解科学的社会角色和人文意义。今天,科学对人类的命运影响如此之大,而我们对科学的本质也许还缺乏认识;过分把科学工具化、实用化,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正处在新世纪的起点,也处在科学发展的转折点上,未来的科学指向何方,回顾科学的历史也许能使我们有所省悟。正在成长着的一代年轻人,将主宰着未来的社会发展,如果一开始他们通过熟悉科学的历史而全面的理解科学,那么科学就能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在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架设桥梁

科学史学科在促进大学通识教育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并在通识教育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事实上,科学史学科的诞生本身就有着强烈地弥合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学术动机和学理机制。科学史学科之父乔治·萨顿(1884-1956)强调,日益分离和隔绝的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将造成人类文化的分裂,为了防止这种分裂,必须在它们之间架设桥梁,而科学史就是这样的桥梁学科。

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如今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史学科重镇和学术中心。它之所以成为学科重镇和学术中心,一是因为有萨顿这位科学史学科之父的长期耕耘,二则是因为有哈佛校长詹姆斯·布赖恩·柯南特(1893-1979)的大力支持。正是这位哈佛校长力倡通识教育,领导编写了“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俗称红皮书)这部现代通识教育的经典文献;也正是这位哈佛校长,力主科学史课程成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并且亲自策划了三门科学史课程,其中一门课由I.伯纳德·科恩教、一门由埃德温·克劳福德·肯布尔和杰拉耳德·霍尔顿合教,另一门由柯南特和托马斯·库恩以及L. 纳什合教。这三门课造就了三位日后国际科学史界的著名科学史家:库恩、科恩和霍尔顿。他们都是科学史界最高奖萨顿奖章获得者。科恩在哈佛开设的“科学革命”课程非常受人欢迎,后来纳入哈佛的核心课程之中。这个课程至今仍然是哈佛的科学史王牌课程之一。另外三位科学史王牌课程是:拉瓦锡革命、达尔文革命、爱因斯坦革命。四大“革命”成了哈佛科学史系贡献给哈佛本科通识教育的四份厚礼。

美国最早的科学史系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系的建立也与通识教育有关。导致威斯康星建立科学史系的,更多的不是科学史学科的职业化,而是30年代公立大学关于公民教育问题的大讨论。当时的大学课程委员会建议为大学生开设三门交叉学科的课程,以扩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和综合能力,其中二年级开设的是“科学的历史与科学的意义”。由于这门课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文理学院就决定创办一个科学史系来负责这门公共必修课的开设。

哈佛与威斯康星这两个科学史重镇的例子表明,推崇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本来就是科技史学科发展的一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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