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史学科需要再建制——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

《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28日第9版

中国科技史学科需要再建制

——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

本报记者 王洪波

 

编者按:去年底,本报评选吴国盛教授新著《什么是科学》为“年度十大好书”,并选吴国盛教授为“年度学者”进行了报道。报道中披露了吴国盛教授从北京大学“跳槽”到清华大学,并将组建科学史系的消息。就在本月30日,广受学界关注的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将正式挂牌成立。为此,本报采访吴教授,请他介绍了他对科学史学科的独到理解,以及清华科学史系的发展路线图。

 

读书报:请问科学史是怎样一个学科?与很多古老的学科相比,它还很年轻,请问科学史这个学科是怎样兴起的?

 

吴国盛:科学史是一个“二阶学科”,或者说“二次学科”,它依赖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它是在近代科学发展起来之后兴起的。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就逐渐有一些哲学家对科学史感兴趣。但现在一般认为,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萨顿开始的。他最早在哈佛大学授课、办杂志、建立了科学史学会。他创立的《ISIS》杂志至今还是国际科学史界的核心杂志。

科学史学科“二阶”的地位决定了它的发展受人类社会对科学本身看法的制约。在二战以前,科学史家差不多都是孤军奋战,各国学者出于个人兴趣、哲学爱好,从不同角度做科学史研究。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有非常强烈的反思,因为二战是科技被大量应用的残酷战争,由于科技的介入而伤亡惨重,所以对科技的反思成了普遍的时代要求,结果成全了科学史学科的发展。

“二次学科”的特点就是依赖性,对社会思潮的依赖性,对母学科的依赖性。科学史作为二次学科,受制于一个社会的科学文化状况。当公众和社会觉得科学技术需要进行反思的时候,这个学科就比较繁荣昌盛,觉得不必要做的时候,这个学科就会有一些危机。因此,科学史学科兴起之初,初创者们就对本学科的独立自主性特别敏感。在这方面,萨顿的工作还不够,还缺乏一种独立的编史纲领,而这是柯瓦雷的贡献。他提出的科学思想史纲领为科学史家建立了构建学科自主性的方案。50年代至60年代主要的科学史家都是在柯瓦雷的思想下工作的。

  读书报:科学史学科的独立地位今天是否确立了呢?

吴国盛:国际科学史学科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建制化的东西,比如大学教席、研究生学位点、国际学会、杂志等,已经是一个成熟而独立的学科。2011年的时候,我曾经查到美国的科技史博士点大概有57个,有10个科学史系。实际上,美国的科技史和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STS等学科都混在一起,没有严格的区分。我们中国人喜欢划分门户,把科技史和科技哲学生生地分隔成了两个相距很远的学科。

美国的科学史系都招本科生,没有科学史系的大学也有许多招本科。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现在有许多人总认为,科学史专业没有必要招本科,这是错误的认识。科学史的本科,一来为本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优质生源,二来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样板专业。哈佛科学史系的本科招生广告这样说:“学生拿科学史学位可以做什么?回答:一切事情”。科学史本科计划所接受的训练几乎不排斥任何未来职业,因为事实证明,毕业生们在医学、法律、新闻、政府、商业,金融和学术界等诸多领域都很成功。”

  读书报:科学史在国内的情况如何?和国际同行有哪些差距?

吴国盛:从大面上来讲,中国的科技史学科和国际上是一样的,都是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国科技史学科发展的动力。中国近代落后挨打,民族自信心缺乏,如果能够证明我们古代我们的祖先很强大,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像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四大发明概念的流行,都是这种社会心理的表现。中国科技史学科显然得益于这种心理。中国早期的科学史家,比如李俨、钱宝琮、竺可桢、钱临照等,都顺应了这种时代的要求,以现代科学的眼光去发掘我国古代的科学遗产。

除了爱国主义的基调外,整个20世纪的中国科技史学科,基本上是科学家主导的“科学家的科学史”。从竺可桢、钱临照他们开始,中国的科学史研究都是由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主导。在他们的主持下,50年代中国科学院组建了一个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标也是为了发掘祖国的科学遗产,当时里面主要都是科学家,职业科学史家很少。

在西方,从萨顿开始就逐渐走出了“科学家的科学史”,而转变为“科学史家的科学家”。到了上世纪40年代,第一代科学史博士毕业获得了大学教席,真正开始了科学史的建制化。与之相比,中国科学史在独立建制方面整整晚了半个世纪。中国直到90年代,才有大批的科学史科班博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科学家主导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带有明显的理科色彩。中科院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77年本来是跟着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离开中科院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的。可是当时很多科学史的老先生深深地恐惧哲学社会科学,觉得和政治挨得近,太危险,于是强烈要求回到中科院。最后他们在社科院只待了一个月,还是回了中科院。这个举动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的科学史学科始终被划归到理学门类,被看成理学学科。

中国的科技史被归到理学门类还有一个原因是,科学家的科学史通常是专科史,即数学家做数学史,比如吴文俊,物理学家做物理学家,比如钱临照。国际上通常都把科技史看做史学学科,他们的科技史家,如果不在科学史系,多半就在历史系,极少在理科院系。而中国的科学史始终被算做理学学科。在国务院学科目录里,科学史学科到现在还是理学学科(编号0712)。

分科治史、依傍科学家治史,当然是科学史学科不成熟、未建立学科自主性的表现。等到中国大学里的理科院系开始向国际同行看齐,用国际的标准来做科研的时候,原来在理科院系从事科学史的学者日子就比较难过了。专科史在理科院系里就更加边缘化,更加难以立足,更难找到接班人。很多80年代的科技史学科点,在老一辈退休之后基本就后继无人了。

目前还活跃的科技史学科点,绝大多数还是当年专科史的老班底。师范院校是科学史学科的主要藏身之所,比如内蒙古师大(数学和天文学史)、辽宁师大(数学史)、首都师大(物理学史)。除了师范类学校,还有一些专科大学有科学史,比如医科大学搞医史,农科大学里搞农史,北京科技大学(原来的北京钢铁学院)做冶金史等等。

国内大学中以综合的面目新设的科学史博士点阵地,目前就两家。一个是山西大学,完全依靠科技哲学的班底,然后争取到了科学技术史的博士点。另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它完全是从外面引进大牌教授重新创办团队,做的很壮大。

我一直认为,今天中国的科技史学科面临三个再建制:第一个就是从编史动机方面讲,由单纯强调爱国主义,转变为全面理解科学、创造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第二个就是从队伍方面讲,从以中科院科学史所为重心,逐步转变为在全国高校独立建立科学史系,既服务于高校的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同时也为科学史学科培养优质的后备人才。第三个就是从研究内容方面讲,以中国古代科技史为主要内容,转变为面向世界科技史,特别是西方科技史。

 

  读书报:所以您在清华大学创建科学史系,也是要推动这些“再建制”的趋势吧?您有哪些具体的设想,清华科学史系与国内其它几家科学史系在定位上有什么区别呢?

吴国盛:目前中国还有两个科学史系,一个是中国科技大学的“科技史与科技管理系”,在人文学院。第二个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科学技术史系”,也是属于人文学院。这是目前健在的科学史系。之前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上海交大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现在改名了,叫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还有一个就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科技史与科技管理系。所以历史上出现过四个系,现存的有两个。

我们在清华创办科学史系,有几个特色。

首先是综合大学创办科学史系。经过几十年的文科建设,清华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工科大学,而是逐渐恢复为综合性大学。如果我们承认清华是一所综合大学的话,那么清华科学史系创立意味着终于有中国的综合大学创立了科学史系。

清华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下决心创办科学史系,完全取决于校领导高瞻远瞩,特别是邱勇校长独具慧眼、果断决策。没有对科学人文的高度认同,没有对科学史之意义的深刻理解,在高校设立科学史系是非常困难的。正如业内同行所说,邱勇校长的确称得上是中国的科南特——当年大力推行通识教育、并且身先士卒支持发展科学史学科的哈佛校长,当然,恰好他们都是化学家。

综合性大学创办科技史系,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意味着我们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研究某些专门学科的历史,也不只是为了促进科学教育,而是一开始就要把科学史作为一个综合大学的有机环境来考虑,把科学史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非常自觉地把清华科学史系和清华的通识教育和本科素质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主动地来沟通文科和理工科、科学与人文,在两种文化中建立桥梁。

第二个特色是,我们将想办法招本科生。目前其它的四个科学史系都没有本科教育计划,而且似乎在不远的将来也没有发展本科教育的计划。清华科学史系非常明确要发展科技史的本科生教育。

由于科学技术史目前不在教育部的本科目录里面,这给发展科学史的本科教育带来一些根本制度上的困难。但是,清华大学是少数几个能自主创办本科专业的高校,我们将充分利用这样的特权。本科教育的好处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在本科层面上丰富和活跃清华的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第二个就是为本学科输送高素质的人才。清华的本科生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本科计划可以为全国的科技史和科技哲学学科吸收非常优秀的后备力量。

当然,我们的本科培养计划会循序渐进地展开。一开始会采用辅修,辅修一段时间,完善了课程体系之后,再改成第二学位,甚至最后招收主修学位。培养本科人才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也是清华科学史系重要的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清华科学史系在学术研究方向上有自己独特的定位。简单来说,我们将主攻四个学术方向。首先是两大主阵地:西方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

中国人系统引进西方科学有一个多世纪了,但是中国人系统学习西方的科学史实际上从上个世纪末才开始,之前都是自然辩证法界的同仁们为我所用的摘抄一些通俗作品。在我念书的时候,中国引入的西方科学史著作最有名的就两本:丹皮尔的和梅森的。丹皮尔是作家,梅森是化学家,都不是职业科学史家。这两位业余科学史家写的科学史在中国畅销了几十年,相反职业科学史家的鸿篇巨制一直没有引进,直到90年代后期才有所改观。新世纪,这个引进西方科技史的势头继续看好。特别是张卜天博士,以一人之力翻译了四十多本西方科学史名作——他如今也进入了我们清华科学史系。

我们需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潜下心来花十年甚至数十年时间,开始系统地从基础抓起,培养研究西方科学史的专家。西方毕竟是科学的故乡,我们中国人正本清源、理解科学要从理解西方科学开始。我希望经过几十年扎实的努力,能够培养一批研究西方科学史的专家,比如阿基米德专家、哥白尼专家、牛顿专家、拉瓦锡专家、达尔文专家等等。所谓牛顿专家就是说对牛顿的著作烂熟于心,并且能够紧跟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

真正理解科学需要这些环节,如果只是从今天看到的现成的科学成就和技术产品来理解西方科学,那是远远不够的,那就没有看到源头,舍本而逐末了。

第二个主阵地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中国古代科技史是兄弟单位的传统强项,我们主动放弃这一块,不争不抢,避其锋芒。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在当今中国,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不是当务之急,相反研究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要。研究近现代科技史对于当今中国科技的健康良性发展、对于创新文化的培养,是非常有益的。过去我们的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和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一样,多数还是从专科史的角度进行,没有很好地结合“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背景。

除了上述两个主攻方向以外,我们还有两个方向值得一提:一是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二是科学传播学与科学博物馆学

科学技术哲学现在是哲学的二级学科,可是它并不等于科学哲学加技术哲学,实际上是过去自然辩证法换了一个名字而已。仍然是一个大口袋,什么都有,多数科技哲学的同行做着和哲学几乎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科学史系纳入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首先是来自西方的HPS(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传统,即科技史与科技哲学往往连体运作、相得益彰。

其次也是出于国情考虑。科技哲学是二级学科,而教育部不再对二级学科进行考评,也就不再单独注入资源,这样一来,大量没有哲学系的理工院校的科技哲学专业都面临生存危机。科技哲学的教师要么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自然辩证法,要么就没地方去。所以我希望,我个人的想法啊,将来科技哲学可以慢慢地向科学史这个一级学科归类。比如将来可以把科技哲学中比较偏历史的或者做科学思想史的学者纳入科技史的建制,偏逻辑的可以归入哲学系。我们把“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列入清华科学史系的发展方向之一,也是想为未来国家层面的科技史和科技哲学的学科重组提供一个尝试和示范。去年在科技史学科评议组的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科技史的学科视野应该放大,可以把科技哲学纳入到科技史学科中来。我们也是响应这个呼吁。

第四个方向是科学传播学与科学博物馆学,这在当前的中国是最具有应用前景的、也是社会需求最多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两个方向在学科建制上恰恰都没有地位,在国务院学科目录中都没有。一方面社会需求极高,每年各种科技媒体都有大量需求,但是我们的高校培养体系又不能提供科学传播和科学博物馆的专业人员。

怎么办呢?改变学科目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些准备。光靠清华一家当然不能满足国内成千上万的科学传播和科学博物馆的人才需求。许多在职人员也需要回炉,需要进修,因为国内目前多数科学传播的从业人员都是半路出家,有些是学文的,深感自己理科知识不足,一些是学理的,深感自己文科知识不足,都需要补修。无论是回炉进修还是培养新的人才,都需要一些制度化的保障,清华科学史系愿意率先做一些尝试。

我们设置这个方向还有一个实际考虑,就是我们正在筹建清华科学博物馆,我们将采取剑桥模式,科学史系和科学博物馆将会连体运作,一并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就需要科学博物馆的人才,因为对相关展品的分类、建藏、收集、命名、布展等工作都需要展开相应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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